今年7月1日,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首先在上海启动。彼时,公众对这一全新的垃圾分类制度能否取得成功有着诸多怀疑,甚至是质疑。时至今日,据笔者观察,上海的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已经基本落地,其过程值得总结。
上海的强制垃圾分类制度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成功。
居民的垃圾分类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。如果说开展垃圾分类的习惯一开始是被“逼”出来的,那么现在从居民家庭到社区,定时定点垃圾分类已经基本变成居民每日生活的“必修课”,成为一种自觉的新兴生活方式。
居民的垃圾分类从量变走向质变。根据传统理论,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会受到居民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,很难越过某些因素而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,比如家庭收入、教育背景、职业等。但事实表明,居民垃圾分类还存在一个重要的行为机制,那就是“跟随效应”。一旦垃圾分类的占比越过某个水平,后续的居民和社区就不太受其家庭和社区特征的影响,而会自觉地“跟随”加入垃圾分类的行列,这一点在近期体现得非常充分,比如推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的难度大大变小了。
社区垃圾开始从增量走向减量。随着垃圾分类在社区的推进,笔者观察到各类垃圾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减量化趋势,每日一扔的垃圾分类习惯等,在时刻提示居民要适当控制垃圾数量。
为什么上海垃圾分类能出人意料地取得如此成效呢?笔者认为,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力量以及背后呈现的规律。
其一,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的本质是一种从属于“命令与控制”的环境规制,相较于十多年前开始推行的“绿色账户”制度,以及各种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工作,这一环境规制无疑具有更强的约束性,并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质。基于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,可以发现,环境保护大都正是从“命令与控制”的行政制度建设开始,才能取得后续成效。这是基本规律,也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制度体系的根本力量所在。
其二,垃圾分类制度要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。两者间的关系其实正是一种重要的微观机制,也就是说,具体表现为居民生活内容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,才是决定垃圾分类能否有效推行的决定性微观制度力量。离开了这个基础条件,垃圾分类不仅难以实现他律,更是难以从他律走向自律和自觉。
其三,在推行强制性垃圾分类的过程中,居民与社区间呈现出明显的竞合性。从一开始的被动观望,到后面的主动跟随,体现了居民间、社区间、区域间高水平的理性竞争以及有机合作关系,并极有可能就此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格局。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关注,这就是居民垃圾分类行为背后的行为制度力量。
总之,强制性垃圾分类制度的成功落地,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制度力量、市场的微观制度力量以及社会的行为制度力量,同时也离不开这三种力量背后的内在发展规律。(李志青)
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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